，要保證他有足夠的寫作時間。雖則如此，為了號召讀者，他還是編一個綜合性副刊，取名《南華經》。每天刊登他兩篇連載小說，一名《鼓角聲中》，一名《中原豪俠傳》。從此連續不斷寫了多部宣傳抗戰的小說，其中有：《申報》連載的《東北四連長》，《新聞報》連載的《熱血之花》、《續啼笑因緣》，《中央日報》連載的《天明寨》、《風雪之夜》。1937年底，日寇進逼南京。11月，《南京人報》宣布停刊，把印刷器材拆卸，附木船運赴重慶。我和他各自拖著龐大的家眷，先後西上。我經過漢口，接受陳銘德之約，到重慶參加《新民報》的籌備工作。1938年，在重慶，印刷器材運到，我問他，有無覆刊《南京人報》之意。那時由各地撤退到重慶的新聞記者很多，是不難組織一個辦報班子的。但他考慮到各種困難，願意繼續從事寫作，不再辦報了。於是，我介紹他和陳銘德相識，拉他加入《新民報》。起初編一個副刊，取名《最後關頭》。

這時候，他仍然不廢抗戰小說的寫作，在報上連載的有：《時事新報》的《沖鋒》（後出書改名《巷戰之夜》，曾擬改名《天津衛》），香港《立報》的《紅花港》、《潛出血》（未完），漢口《串報》的《游擊隊》，《立煌晚報》的《前線的安徽、安徽的前線》，香港《國民日報》的《大江東去》，上海百新書店出書的《虎賁萬歲》。他是安徽潛山人，抗戰小說有許多是家鄉人提供的素材，可歌可泣，親切動人。他很希望他的小說能成為具體的動力，所以寧願在《立煌晚報》那樣地方性小報上發表，號召子弟兵。他是強烈的愛國主義者，寫抗戰小說如此之多，而且都是長篇，誰比得上呢？

為了抗戰，他歌頌了那些浴血獻身、出生入死的人，也表揚了那些敵愾同仇、毀家紓難的人。到了重慶，號稱“大後方”，所見所聞，有的是：口頭抗戰，心裏投降的政府；爭權奪利，槍口向內的新軍閥；貪汙腐化，對人民殘酷壓迫剝削的官僚。渾渾噩噩，醉生夢死的人們，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，度著“前方吃緊、後方緊吃”的生活。通貨膨脹，民不聊生，走私猖獗，偏有人在滾油鍋裏撈錢，大發其“國難財”。一切現象，使他目駭心驚，痛恨無比。用這些不利於抗戰的因素，作為題材，加以鞭撻。先後在重慶《新民報》連載的有：《瘋狂》，《偶像》，《牛馬走》（解放後出書，改名《魍魎世界》），《八十一夢》，《第二條路》（後改名《傲霜花》）。又還在《旅行雜志》發表了《蜀道難》、《負販列傳》（後改名《丹鳳街》）。他寫這些批判譴責小說，目的只在促進抗戰，不過取材於另一側面而已。

第三時期較短於第二時期，他的作品也較少。除了這個原因以外，也還由於：這個時期生活極不安定，由北平到上海、南京，定居未久，西行入蜀，幾年之後，再回北平，飽嘗轉徙流離之苦；其次是，身體較差，在南京時生了一場病，好多時沒有覆原；其三是，由於連年戰爭，交通梗阻，許多報紙停刊，“英雄無用武之地”，有作品也無處發表。但是，他還是寫了二三十部長篇小說，所可惋惜的，是沒有寫出第二時期那樣動輒百萬言的巨構了。

末期

抗戰結束後，他任北平《新民報》經理，兼編一個副刊《北海》，連載小說《巴山夜雨》、《五子登科》。1948年，由於一些人事上的不協調，他辭去《新民報》職務，準備從事專業寫作。卻沒有料到，1949年忽然中風。對於一個作家而言，這自然是致命的打擊。經過急救，幸得不死，但口角歪斜，流涎不止，發音感覺到困難，記憶能力既大大衰退，想象能力更遠非昔比。只因寫作已成習慣，在能起坐的時候，就又提起筆來。

1950年，我來北京開會，他正在病中，聽得朋友說，他終身賣文，辛苦勞動，薄有積蓄，卻被一個惡友坑騙，席卷逃去國外。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動產以外，幾乎一無所有。家中人口眾多，嗷嗷待哺。他又氣又急，所以得了病。後來，他賣了大房子，買了一個小院，生活暫時得以維持。只是水準大大降低，每天孩子們都吃窩窩頭就鹹菜。他見著心中不安，於是不等病好，就又從事寫作。這樣壓榨出來的作品，當然缺乏揮灑自如那種意境了。

他自己也感到寫作能力的衰退，這就把寫長篇小說改為中短篇，把創作改為再創作。從古代愛情故事中覓取題材，寫作了：《梁山伯與祝英臺》、《秋江》、《白蛇傳》、《孟姜女》、《孔雀東南飛》、《磨鏡記》、《牛郎織女》、《鳳求凰》等篇。這些作品，盡管一般還保持他原有的風格，然而也有許多是異樣的。五十年代末，記得他曾和我說：“以前語言辭匯，搖筆即來；如今尋思半晌，卻還得不到一個適當的。”可見這時期的寫作，對他而言，即使是愉快的，也愉快得很有限了。

他並非無意從事長篇創作，病後也曾試寫一篇《記者外傳》，小說中臚述了他所熟識的一些新聞記者的故事，實際與新聞業務無甚關聯。當時在上海《新聞日報》連載，沒有結束，卻中止了，沒有續寫下去，也說明他精力不繼了。

這是他一生從事寫作的第四個時期。為什麽稱為“末期”而不稱作“晚期”呢？因為一般作家，到了老年，身體衰病，往往擱筆不再寫作；個別的作家，老而彌健，晚期的作品，火候到了十分，常被讀者讚賞為“頂峰”之作。兩者他都不是。他這個時期的作品是硬擠出來的，雖未必一無是處，但和早期諸作，究竟不可同日而語。我於惋惜之餘，不得不將這個時期定為“末期”。

三

張恨水的作品，要全部一一加以評介，勢不可能，也無此必要。這裏，按寫作年代的先後，試對《春明外史》、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緣》、《八十一夢》這四部書，作一簡單說明，介紹產生的客觀背景和思想內容。這四部書，都是重版多次，發行範圍廣，影響較大的。有人把這四部書看作是他的“代表作”，我也同意。

《春明外史》

《春明外史》1924年4月12日起，在北京《世界晚報》連載，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，直到1929年1月24日結束，一共登了五十七個月。大體上，這是以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為藍本的一部譴責性小說。主角楊杏園，約略加《怪現狀》中的“九死一生”。但描寫楊杏園先後和何梨雲、李冬青的戀愛，有許多曲折的故事，不像“九死一生”被寫得那麽幹巴巴的。書中主角被安排做新聞記者，為的容易引出當時政治上、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內幕新聞，從而加以譴責。藝術手段是婉而多諷，也不像《怪現狀》寫的那麽劍拔弩張。魯迅介紹清末譴責小說，說他們所用手法，“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，亦即與其人俱訖，若斷若續，與《儒林外史》略同。”《春明外史》盡管有個楊杏園做主角，但他所用手法，卻不能離開這個窠臼。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手法，以先，他在蕪湖報紙上發表的《皖江潮》，也正如此。只是他到北京之後，接觸方面廣，聽到東西多，題材十分豐富，和在蕪湖時不一樣罷了。《皖江潮》原是一個大題目，但在報上刊載不到一年，也沒有寫完。他自己對於這部小說並不怎麽關心，後來簡直是忘懷了。他能記得起的，是聽說當地學生，曾經截取其中一部分，編成戲劇演出。可見當時是發生過一定的影響的。

《春明外史》寫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，筆鋒觸及各個階層，書中人物，都有所指，今天的“老北京”們，是不難為它作索隱的。在《世界晚報》連載的時候，讀者把它看作是新聞版外的“新聞”，吸引力是非常之大，很多人花一個“大子兒”買張晚報，就為的要知道這版外新聞如何發展，如何結局的。當時很多報紙都登有連載小說，像《益世報》一天刊載五六篇，卻從來沒有一篇像《春明外史》那麽叫座。作者詛詈那個時代，揭發抨擊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現象，乃是出於當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。某些地方，刻劃形容，的確也似乎太過，那是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”，與“醜詆私敵”之作是不同的。幾十年後，讀這部小說，還覺得當時情景，歷歷如在目前。年輕的人，沒有那些經歷，卻可從此中得到一課歷史知識，看出舊社會的醜惡面貌，也是有益的。

小說是二十年代的產物。半個多世紀以來，祖國飛速的進步，從封建、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，差距之大，是無法估量的。人們的思想意識，顯然今非昔比。今天讀二十年代的小說，如果不了解當時歷史環境，就難以讀下去，更不用說什麽分析批判了。例如說，小說中有些並不甚進步的地方，還存在殘餘的封建道德倫理觀。但是，也應指出，當時一般人確有這種觀念存在。對於戀愛問題，處理得也不十分好，把男女相愛和妓院調情，寫來無甚分別了。青年學生的思想活動，有時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的，作者缺乏這種經驗，對某些新事物的出現，有時流露出抵觸情緒。這都是嚴重不足之處。幸而好，它沒有據有小說主體的地位。再還有，小說中舊詩太多，也是承襲封建時期作家表露才情的舊習；當然，我們還記得，他最初寫小說是走的《花月痕》的路子，這部小說，是他蛻變過程中必然會留下的一些痕跡。《金粉世家》認真寫小說，把寫小說當作著述事業，實際他是從《金粉世家》開始的。這部小說，1926年在北京《世界日報》連載，1932年刊完，全長共九十來萬字。小說以一個豪門棄婦做引子，寫出了這個豪門的盛衰。目的在暴露北洋軍閥卵翼下的官僚們，如何鉤心鬥角，如何驕奢淫逸；他們的家庭成員，那一群寄生蟲，如何醉生夢死，如何糜爛墮落。因為小說寫的是姓金的國務總理的家庭，於是許多大官僚，尤其是當過國務總理的，特別是姓“錢”的，都以為是寫自己，生怕自己的陰私被揭發。事實上是，他是新聞記者，朋友多，日常閑談，每以豪門生活為資料，他選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兒，集中在姓金的一家，誰看像誰，就算是誰吧。

《金粉世家》在他所寫小說之中，是結構最嚴謹的一部。在此之前，他的寫作，是意興所至，涉筆成趣。即使如《春明外史》，那是名作了，除了楊杏園故事以外，多半是隨時聽到新聞，隨時編作小說，可以寫一百回，也可以寫二百回，是講不到什麽章法的，及至寫《金粉世家》，卻是以小說家的地位寫小說，精心布局，有個完整的計劃。比如寫金家諸子，各有愛好，彼此性格不同，錯綜覆雜的故事梗概，都是預先想好了的。至於白描手段，是他之所長，在本書中也有所表現。

主要的故事，通過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冷清秋，和國務總理的小兒子金燕西，從戀愛、結婚，到被遺棄、逃走的淒涼結局。中心的意思是指出“齊大非偶”，這是他的婚姻觀。

是不是他就主張“門當戶對”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

小說在報上連載時，受到讀者的註意，是為的許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，和一些宦海密聞。對於故事情節興趣更為濃厚的，卻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婦女們，包括老太太群在內。抗戰時期在重慶，我曾陪他出度過朋友的家宴，他的讀者——那些太太、老太太們，紛紛向他提出問題，議論這部小說人物處理的當否，並追問背景和那些人物後來真正的結局。一部小說在發表苦幹年後，還得到讀者如此關心，可見不是尋常之作。

我曾有設想：《金粉世家》如果不是章回小說，而是用的現代語法，它就是《家》；如果不是小說，而是寫成戲劇，它就是《雷雨》。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見吧？《啼笑因緣》1925年，我進《世界日報》，和他朝夕共處。他最愛聽戲，常約我去。有一次，記者門覺夫，請我們到四海升平園去聽高翠蘭唱大鼓，說是唱得極好。偏巧我那天有事，沒有去成，兩三天後，恨水和我說：“請你去聽你不去，如今你要聽也聽不成了。”原來就在那天晚上，高翠蘭被一個姓田的旅長“搶”走了。門覺夫義憤填膺，認為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出現這樣的事，實在太強橫了。恨水卻說：“如果高翠蘭非常不願意，那個田旅長何至就下這一手。一定田旅長也有讓高翠蘭滿足的地方。”大家因為那時軍閥橫行，肆無忌憚，一個唱大鼓的受欺淩壓迫是常事，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論斷。誰知又過了幾天，門從照相館裏弄到一張照片，卻是田、高新婚合影。高翠蘭在照片中笑逐顏開，容光煥發，絲毫沒有出於勉強的樣子。大家回頭一想，恨水當初的論斷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但是事情到此並未了結。高翠蘭的父母，原把女兒看作搖錢樹，被人搶去，豈能善罷甘休。他們不向田家要人，卻向田家索討身價銀子。“漫天要價，就地還錢”，雙方終於沒有談妥。高翠蘭的父親，一張狀子告到法院。田旅長是現役軍長，由軍事機關軍法會審，開了三五庭就宣判了：田旅長身為軍人，強劫人家女子，處徒刑一年；高翠蘭交其父母領回。案件結束，高翠蘭仍然唱大鼓，形容憔悴，再也活潑不起來了。在家裏時常哭鬧，更表達了對田旅長的不能忘情。

顯然這一事件對他發生很大影響，心中早就有了《啼笑因緣》的影子。他不能用這一件事作藍圖。軍閥是人們所憎惡的，如果寫軍閥竟然談戀愛，那會有什麽樣的效果呢？可以裁取的只是搶人的一幕。借這條線索，有理由的發展，刻劃了軍閥的殘酷暴行。他創造了許多傳奇故事和人物。最初的設想，可能是寫兩個三角戀愛關系；在寫作過程中，逐漸演變為多邊關系了。傳奇故事本來是人們喜聞樂見的，越覆雜越曲折，就越覺得有意思。這是這篇小說的成功之處。但也應該指出，他的本意，是以戀愛自由、反對封建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制度為主題的。由於太覆雜曲折了，反對門當戶對，終於還是門當戶對，這就未免傷害了主題了。

《啼笑因緣》1929年開始在《新聞報》連載，第二年就登完了。連載期間，轟動一時：上海市民見面，常把《啼笑因緣》中故事作為談話題材，預測他的結果；許多平日不看報的人，對此有興趣，也訂起報來了；預約改戲，預約拍制電影的，早已紛至沓來；為了出書牟利，《新聞報》三位編輯，臨時組織“三友書社”，優先取得版權。書出版了，當然暢銷。電影攝制時，因為“攝制專有權”的問題，明星電影公司和大華電影社打起官司來，後來經過章士釗律師調停，大華停拍，明星賠款十萬元。這件事，當時報紙記載很詳細，轉而成為小說的宣傳資料。

一部小說，引起社會上這麽“狂熱”，簡直是“史無前例”的。這在當時就有些為人們所不理解；五十年後的今天，一定更不理解了。我曾試圖加以分析，排除了作者的勤奮努力，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主觀因素而外，尋找他的客觀因素。我認為：當時小市民被壓迫、被剝削，生活極為苦悶。他們憧憬著一個新世界，他們的要求水平並不高。一個“女俠”（在小說中寫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）除暴安良刺殺一個“花花太歲”式的軍閥，這是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的，在一般的想象中卻又希望出現這樣的人和這樣的事。《啼笑因緣》使他們得到很大的滿足。其次是，上海報紙連載小說，例請南方“名家”執筆。名家們總是信手拈來，隨筆寫去，很少精心刻意之作。在《啼笑因緣》之前，先是連載所謂“聯環小說”（約定幾位名家，彼此合寫一篇小說，每天一人寫一段，最末一句中，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，於是那位名家就接著寫下去），這是毫無意義的文字游戲。除了名家們自我陶醉之外，怎麽能吸引讀者呢？其後又連載想入非非的武俠小說，讀者也膩煩了。這時候，《啼笑因緣》一出現，既富有人情味，又有強烈的傳奇性，讀者頓覺耳目一新。再其次，從前交通不便，旅游困難，南方人向往北京，常借文字記載，以當“臥游”。南方名家們，足跡不離上海、蘇州、杭州、揚州，寫來寫去，總以諸地為主要背景，讀者自然感到狹隘。《啼笑因緣》卻寫的是北京，把北京的風物，介紹得活了。描畫天橋，特別生動，直到今天，還有讀過這部小說的南方人，到北京來必訪天橋。當然，今天的天橋，已經不是那個面貌了。《啼笑因緣》的產生，和它的紅極一時，決非僅僅出於偶然，一定還有政治的、社會的、經濟的種種因素，有待於將來研究者們的探討。

《八十一夢》

他寫了二三十部抗戰小說，應該說，《八十一夢》是代表作。這部小說所取的是側面題材，指斥那些不抗戰和不利於抗戰的人。他用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，揭露政治上、社會上許多醜聞秘幕。意圖引起讀者對這些人和事的憎恨厭惡，與眾共棄；而要求同心協力，大家一致抗戰。

寫作手法大體和《春明外史》、《新斬鬼傳》相仿，臚述一件一件罪惡事實，可以多寫幾件，也可以少寫幾件。名為長篇，其實是短篇的合集。表面上托之於神話，迷離惝恍，這和《春明外史》直接寫人事不同；所寫的又十分具體，明有所指，這又和《新斬鬼傳》寫抽象事物不同。

這部小說1941年在重慶《新民報》連載，嬉笑怒罵，讀者感覺痛快，深表歡迎。但到1942年就結束了，名為“八十一夢”，實在只寫了八九個夢。其餘的呢？後來他在單行本“楔子”中說：被耗子咬掉了。因為這部小說是可長可短，讀者不知道他沒有寫完，只認作他打哈哈結束全書。不是打哈哈，是“一把辛酸淚”。“耗子”是有的，當時正在人間。《八十一夢》在報上連載那些日子裏，所有被揭發、被譴責的一撮人，臉上無光，很不好過。他們不但不反躬自省，痛改前非；反倒惱羞成怒，要和作者為難。只因小說究竟是小說，縱然所描寫的，其中有人，呼之欲出；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，沒有指名道姓，誰敢出頭承認“那寫的就是我”呢？於是他們就濫用權威，授意“新聞檢查所”，予以“檢扣”。“新聞檢查所”有檢扣新聞的經驗，卻欠缺檢扣小說的經驗，起初對此很覺為難。因為這是上級差遣，不敢不遵，後來就祭起“不利於團結抗戰”這頂大帽子做“法寶”，扔向《新民報》，勒令停登這部小說。他不理這個命令。他說：“問問是誰不利於團結抗戰。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幹那些事，我有什麽好寫的呢？”小說仍然繼續在報上連載。

他有位安徽同鄉，在當時“朝廷”裏是一個大官，雖則相熟，很少往來。有那麽一天，忽然折簡相招，約到家裏吃飯。去時，只見席設賓主二座，別無他人。那個大官和他促膝談心，先是慷慨激昂地談抗戰，然後落到豪門貴族身上把來痛罵了一番，最後又稱讚他的小說，“寫得好，罵得對”；結局卻說：“寫到這裏，恰到好處，不要再寫了，留個有餘不盡吧！”原來那些人見他不買新聞檢查所的帳，《八十一夢》還是照寫照登，恨得牙癢癢地，就預備下毒手把他綁架到息烽去。這是這個大官傳的話。是真的特務有此行動計劃，或者只是出於恫嚇，原本不得而知。然而古人有言，金錢十萬，可以“通神”；這樣大的官兒傳話，明明是“通天”的了：他只好就此“打住”。回得家來，忿忿寫了《楔子》中的“耗子”。可以說，這部小說是一部“未完成的傑作”。

周恩來總理在重慶，曾經會見過《新民報》編輯部同仁。周總理說：“同反動派作鬥爭，可以從正面鬥，也可以從側面鬥。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，就是一個好辦法，也不會弄到‘開天窗’。恨水先生寫的《八十一夢》，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嗎？”這些話對他發生莫大的鼓勵作用。可是，反動派終於沒有放過《八十一夢》。小說竟也遭到“腰斬”，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奇聞。由於是“暗害”，殺人不見血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。

單行本不久就印出來了，發行時沒有遇到什麽阻力，可能是主張腰斬的那個炙手可熱的人，這時已經下了臺。使他感到親切和光榮的，乃是延安及時翻印了這部小說。對小說或者對他個人，這都是最高的評價了。

四

張恨水一生所寫的小說，大約一百一十多部。絕大多數是長篇，少數是中篇，個別是短篇。在他七十歲生日的那天，我曾問過他，想知道一個確數。但他自己也不記得了，僅僅回答說：“一百多部吧！”他的意思很明白，是準在一百部以上。一百一十多部，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計出來的。我們卻開不出這樣一張書目。因為其中有幾種，大家模糊記得故事情節，說出來相同，可都忘了篇名，也想不起是在哪家報紙刊載的。

這一百一十多部小說，除了短篇不算，長篇長的達一百多萬字，短的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字。就字數而論，也夠驚人的，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幾十年來的辛勤勞動嗎？有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，以為像他那樣“多產作家”，一定得請幾位秘書助手。甚至至於揣測，某某幾部書，是別人的代筆。這些話全無根據。他的小說，是他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，既沒有委托過別人代為寫作，別人也代替不了他。應該指出，一百一十多部小說，創作有先有後；構思布局，有的很巧妙，也有很平常的；文字技巧，一般很流利，也有拖沓臃腫的地方。寫了那麽多的字，要允許有幾筆“敗筆”的。如果不看整體，只看那個別之處，因而懷疑是“贗品”，盡管是從善意出發，其實無此必要。

抗戰時期，他已入川，上海卻出版了好幾種黃色下流的小說，偽托他的名字，他恨得不得了。這幾種小說，泛濫在淪陷區，華北、東北，都非常流行。抗戰勝利後，他回到北京，預備追究，而書已絕版，找不著主名了，他只好拉倒。——現在，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。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“偽書目”，也是很有意義的事。

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，是1924年在《世界晚報》寫《春明外史》起。那時，他編一個副刊，一天寫幾百字小說，兼寫雜文，還很從容。及至1925年《世界日報》出版，他編兩個副刊，一天寫兩篇小說，雜文照寫，工作量加了一倍，他依然不在乎。後來，又兼給《益世報》、《晨報》寫小說，應該很忙了。朋友們卻看不出，只覺得他好像還是優游自在。一直到後來，他同時編副刊、寫幾篇小說，他嘴裏從沒有吐出一個“忙”字。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，這是雷打不動的。如果約稿太多，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，上午寫不完，下午準得再寫，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劃不可。他有堅強的毅力，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，數十年如一日，持之以恒，恐怕這就是他的“成功秘訣”吧！

最初寫小說，他是不用提綱的。腦子好像一臺計算機，人物故事都儲存在裏面，到用時就取出來，非常之現成。也不用覆寫紙，一枝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，每天織出許多五顏六色好看的彩網。後來，約稿多了，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小說，混淆纏夾了怎麽辦？平日不用提綱的，這時也不得不用了，至少不至把這一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，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。有幾部小說，事先言明，一稿兩用，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，這就有必要覆寫，於是改用了鉛筆。案頭常常放著四五枝削好的、半長的鉛筆頭。磨磨筆尖，削兩下軟木，既是休息，也是娛樂，而歸結於構思。

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。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，合計也不超過這個數字，所以他能應付裕如。有人奇怪：他每天都寫那麽多篇，頭緒紛繁，縱有提綱，也難免錯亂，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？其實，他每天只是寫一篇，而不是同時寫那麽多篇。今天這一篇，明天那一篇，輪流著寫，周而覆始。他的安排，有時也有改變，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。

他的寫作態度，是十分嚴肅認真的。香港有個刊物，說他常常一面打牌，一面寫小說；有時電話來催，他就在牌桌上寫。這是沒有的事。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，既不會打，朋友也不帶他打。說起來，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，都欠缺精采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，簡直是笑話。

他所寫的，是他熟悉的人和事；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，他就不辭勞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。寫《啼笑因緣》，背景是天橋，好多日子，他都泡在那裏，沈鳳喜、關秀姑以及沈三弦、關壽峰，就是從那裏體驗出來的。寫關氏父女，原本不在計劃之內，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：“加點‘噱頭’吧，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。”他豈肯向壁虛造說什麽“口吐白光”，他要塑出入情入理、有血有肉的形象。他曾和我說過，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，用筷子夾蒼蠅是他親眼所見。他寫武俠，是有限度的武俠，決不出人情之外。

報紙刊登長篇連載，最忌的是中斷。有些作家偏偏老犯這個毛病，報上常見“續稿未到暫停”字樣。破壞了讀者情趣，影響了編者安排，非常不好。只因連載的長篇，動輒幾十萬字，甚至更長，作家們很少有全部寫完後再拿去發表的，一般是隨登隨寫、隨寫隨登，這就難保中間有個耽擱。他註意到這一點，總不讓自己的作品在連載中有一天脫節。在《金粉世家》的自序中，他說：“當我寫到《金粉世家》最後一頁的時候，家裏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，我‘最小偏憐’歲半的女孩子康兒，她害猩紅熱死了。我雖二十分的負責任，在這樣大結束的時候，實在不能按住悲慟和書中人去收場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讓發表的報紙，停登一天。過了二十四小時以後，究竟為責任的關系，把最後一頁作完了。”一部連載五六年的作品，因為死了女兒中斷了一天，抱恨不已，他對於著作小說的事業心、責任感，看有多麽強烈！

1937年在南京，1949年在北京，他得過兩次重病，坐不起身，提不動筆，無可抗拒地停止了寫作。至於平常，有什麽頭疼發燒，那是不在話下，他總掙紮著照寫無誤。抗戰時期在重慶，敵機日來空襲，大家“入土為安”，都要下防空洞。他卻不管那些，空襲警報盡管響著，敵機在頭頂上轉，他寫他的，只當沒有那回事。有一次，炸彈在他家附近開了花，他的夫人急了，跑出防空洞，要和他共生死存亡。沒法子，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，他只好下洞。就憑這樣，他還是一聽敵機飛過頭頂就回家去寫；家人等解除警報的汽笛聲響出洞時，他已寫了幾頁紙了。

寫小說是他的職業。人們有個通病，“吃一行，怨一行”，常會把自己的職業當包袱，幹久了時就感覺苦惱厭倦。他可不是這樣。他是越寫越來勁，沒有個滿足，總想新寫的一部超過所有的舊作。他熱愛生活，把寫作當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，不僅僅是為了趣味。有一天不動筆，就忽忽如有所失，好像欠了一筆大債。他說：“除了生病和旅行，如果一天不寫，比不吃飯都難受。”大病初愈時，他又在寫，家裏人和朋友都勸他，不要動腦子吧！他卻說：“腦子總歸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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